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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三落三起
秋收起义后第一落
毛泽东的第一落，说起来，叫人不能不遐想。1927年春夏，国民党突然对共产党翻脸，进行穷追猛打。一向怀有救国理想的共产党对此极其震惊和气愤，立刻决定通过充分发动工农群众，在城市实行武装起义，夺取全国政权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毛泽东自动请缨到湖南组织起义。然而，起义并不顺利，原想几路进攻长沙，可是起义没几天，几乎全部失利。这使毛泽东迅速明白了一个问题，国民党已经坐大，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，眼下不是什么继续暴动，而是如何生存的问题。
当然，他是否马上就明白了靠暴动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，似也不是那么明确，但有一点，他比较肯定，必须保存武装，必须先生存下来才能谈到其他。所以，几路起义军失败之后，毛泽东立刻做出决断，不再进攻长沙，拉着队伍上山了。
上山，在当时来说，是惟一正确的选择，但中央则很难理解，乃至非常愤怒。认为他“停止长沙暴动”，是“放任工农革命军退走”，是“临阵脱逃”。共产国际的代表说得更严重，是“最可耻的背叛”。很快，毛泽东就被“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”，后来一传再传，又变为被开除党籍了。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一落。
事后来看，当时在中央负责的同志，也都是一些革命青年，他们凭着一股坚定的革命信念，凭着对苏联十月革命武装起义道路的认定，以及对国民党政权的蔑视，一心认为通过发动一个个暴动就可以实现全国革命的胜利。那么毛泽东呢？他暴动一半，就领兵走了，自然就是他们眼里的“逃兵”。之后，随着一个个暴动的失败，人们才逐渐认识毛泽东是对的。
问题的关键是，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实力，搞出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案例，他不仅让一些起义队伍有了归宿，而且为众多的起义队伍提供了榜样，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喘息和重整队伍的机会，否则中央精心策划的所有起义都会是惨痛的失败而变得无甚意义。
第二落：落选前委书记离开红四军
毛泽东的第二落，情况稍有不同。这次的大落是红四军内部意见分歧的结果，与中央关系不大，但所争论的内容，也涉及一些原则问题。红四军的核心人物是毛泽东和朱德等，当时的分歧也主要产生在他们之间。毛泽东从未做过军事工作，甚至连军校也未读过，带兵打仗可以说是一个外行；朱德不仅读过军校，而且身经百战，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。而四军这支弱小的军队，既属于初创时期，又生长在国民党强大优势兵力的“丛林”之间，时刻都有被剿灭的危险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，如何生存、如何领导、如何建设和发展，面临着生死的考验，一切都在艰难的起步与探索之中。
问题的复杂性在于，远在偏远农村的四军，是由身居上海的中共中央指挥的一支军队，中共中央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，四军的行动必须按中央的指示办事。毛泽东虽然初入行伍，但他悟性极高，在如何治军、如何带兵打仗、如何使红军发展壮大等等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张，并且常常是一些有别于中央指示的主张。
当同志们向他质疑时，他总是以要从本地情况出发，要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为由，为自己辩护，这使认为应该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同志心里总是不那么踏实。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却存在着毛泽东揽事太多、太有主见，常常听不进他人意见的情况，也让同志们感到郁闷。
一来二去，加上中央二月指示的因素，再加上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，红四军内部的大争论爆发了。很快，毛泽东就成了少数，甚至刘安恭说他是“自创体系”，是“反中央派”。红四军党代表大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，毛泽东落选了。无奈，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，到地方工作。
事后来看，当时的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等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，谁的想法正确？谁更高明一点？一切都要由实践来检验。几个月后，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做出裁决，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、关于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肯定。于是，毛泽东又被请回了四军。
毛泽东立刻抓住这一机会，起草一个有3万多字的文件，交四军党代表大会通过，史称“古田会议决议”。这个决议，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确立起来，成为中共建军的纲领，至今仍在发挥作用。近一年后，朱德坦然承认，这场争论，他是错的；毛泽东表示他的工作方式和态度也有问题；各自都作了自我批评。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二落。
第三落：成为中央批判对象
毛泽东的第三落，情况非常复杂，这一次主要是同中央的一些认识分歧，最根本的问题，是以什么方式如何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问题。到1931年底，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已发展到几万人，并建立了大片根据地。怎样才能夺取全国政权呢？中央的意见仍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，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。毛泽东则坚持以“农村为中心”，实行“工农武装割据”，也就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。那么这个争论，谁是正确的，是马克思主义的呢？
这时在中央负责的是一些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年轻人，中央的同志理直气壮地认为，“山沟”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！
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，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。它虽与苏联的道路不同，却是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、惟一能够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路。但中央的领导权不在毛泽东的手里，他越是坚持自己的意见，越是让人觉得他太固执，他已经成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阻力。因此，毛泽东便成了中央批判的对象，被请出了红军，去做地方工作。用一句通俗的话说，边缘化了。最严重时，人们甚至不敢同他交往。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三落。
1934年，红军被迫长征，在红军生死关头的时刻，毛泽东才又回到了军事指挥的领导岗位。有人说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，这个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。
毛泽东的第一落，说起来，叫人不能不遐想。1927年春夏，国民党突然对共产党翻脸，进行穷追猛打。一向怀有救国理想的共产党对此极其震惊和气愤，立刻决定通过充分发动工农群众，在城市实行武装起义，夺取全国政权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毛泽东自动请缨到湖南组织起义。然而，起义并不顺利，原想几路进攻长沙，可是起义没几天，几乎全部失利。这使毛泽东迅速明白了一个问题，国民党已经坐大，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，眼下不是什么继续暴动，而是如何生存的问题。
当然，他是否马上就明白了靠暴动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，似也不是那么明确，但有一点，他比较肯定，必须保存武装，必须先生存下来才能谈到其他。所以，几路起义军失败之后，毛泽东立刻做出决断，不再进攻长沙，拉着队伍上山了。
上山，在当时来说，是惟一正确的选择，但中央则很难理解，乃至非常愤怒。认为他“停止长沙暴动”，是“放任工农革命军退走”，是“临阵脱逃”。共产国际的代表说得更严重，是“最可耻的背叛”。很快，毛泽东就被“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”，后来一传再传，又变为被开除党籍了。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一落。
事后来看，当时在中央负责的同志，也都是一些革命青年，他们凭着一股坚定的革命信念，凭着对苏联十月革命武装起义道路的认定，以及对国民党政权的蔑视，一心认为通过发动一个个暴动就可以实现全国革命的胜利。那么毛泽东呢？他暴动一半，就领兵走了，自然就是他们眼里的“逃兵”。之后，随着一个个暴动的失败，人们才逐渐认识毛泽东是对的。
问题的关键是，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实力，搞出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案例，他不仅让一些起义队伍有了归宿，而且为众多的起义队伍提供了榜样，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喘息和重整队伍的机会，否则中央精心策划的所有起义都会是惨痛的失败而变得无甚意义。
第二落：落选前委书记离开红四军
毛泽东的第二落，情况稍有不同。这次的大落是红四军内部意见分歧的结果，与中央关系不大，但所争论的内容，也涉及一些原则问题。红四军的核心人物是毛泽东和朱德等，当时的分歧也主要产生在他们之间。毛泽东从未做过军事工作，甚至连军校也未读过，带兵打仗可以说是一个外行；朱德不仅读过军校，而且身经百战，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。而四军这支弱小的军队，既属于初创时期，又生长在国民党强大优势兵力的“丛林”之间，时刻都有被剿灭的危险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，如何生存、如何领导、如何建设和发展，面临着生死的考验，一切都在艰难的起步与探索之中。
问题的复杂性在于，远在偏远农村的四军，是由身居上海的中共中央指挥的一支军队，中共中央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，四军的行动必须按中央的指示办事。毛泽东虽然初入行伍，但他悟性极高，在如何治军、如何带兵打仗、如何使红军发展壮大等等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张，并且常常是一些有别于中央指示的主张。
当同志们向他质疑时，他总是以要从本地情况出发，要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为由，为自己辩护，这使认为应该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同志心里总是不那么踏实。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却存在着毛泽东揽事太多、太有主见，常常听不进他人意见的情况，也让同志们感到郁闷。
一来二去，加上中央二月指示的因素，再加上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，红四军内部的大争论爆发了。很快，毛泽东就成了少数，甚至刘安恭说他是“自创体系”，是“反中央派”。红四军党代表大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，毛泽东落选了。无奈，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，到地方工作。
事后来看，当时的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等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，谁的想法正确？谁更高明一点？一切都要由实践来检验。几个月后，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做出裁决，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、关于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肯定。于是，毛泽东又被请回了四军。
毛泽东立刻抓住这一机会，起草一个有3万多字的文件，交四军党代表大会通过，史称“古田会议决议”。这个决议，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确立起来，成为中共建军的纲领，至今仍在发挥作用。近一年后，朱德坦然承认，这场争论，他是错的；毛泽东表示他的工作方式和态度也有问题；各自都作了自我批评。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二落。
第三落：成为中央批判对象
毛泽东的第三落，情况非常复杂，这一次主要是同中央的一些认识分歧，最根本的问题，是以什么方式如何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问题。到1931年底，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已发展到几万人，并建立了大片根据地。怎样才能夺取全国政权呢？中央的意见仍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，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。毛泽东则坚持以“农村为中心”，实行“工农武装割据”，也就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。那么这个争论，谁是正确的，是马克思主义的呢？
这时在中央负责的是一些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年轻人，中央的同志理直气壮地认为，“山沟”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！
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，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。它虽与苏联的道路不同，却是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、惟一能够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路。但中央的领导权不在毛泽东的手里，他越是坚持自己的意见，越是让人觉得他太固执，他已经成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阻力。因此，毛泽东便成了中央批判的对象，被请出了红军，去做地方工作。用一句通俗的话说，边缘化了。最严重时，人们甚至不敢同他交往。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三落。
1934年，红军被迫长征，在红军生死关头的时刻，毛泽东才又回到了军事指挥的领导岗位。有人说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，这个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。